在我看来，王铎是晚明最重要的书法家，甚至没有之一。这位在正史中被写入《贰臣传》的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却是一位重要人物。

卓越的艺术家，几乎都有较为波折的人生经历，而这经历正是他艺术成就的来源，因此，我们先来看他的生平。

一、王铎的生平

王铎（1592-1652），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卒于清顺治九年，享年六十一岁。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别署松樵、十樵、石樵、痴庵、痴仙道人二室山人，雪山道人、东皋长、烟潭渔叟、雲岩漫士、兰台外史、樵人痴者、洛渔、老颠等。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

王铎幼承家训，十三岁在家塾读书时，始习王羲之《圣教序》。十八岁就读蒲州（今山西永济）河东书院，始学绘画。明天启元年（1621）中乡举，次年三十一岁时中进士。天启四年，与黄道周、倪元璐等同授翰林院庶吉士，旋授编修，荐升少詹事，充任经筵讲官。

（孟津的王铎雕像）

王铎四十岁以后，朝廷中阉宦党争，腐败不堪；关内义军四起，李自成纵横中原，所向披靡；关外则女真人崛起；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澎，政局动荡，明朝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崇祯十年（1637），王铎由南京翰林院学士任上，回京升迁为少詹事。因首辅张至发推荐，再授为东宫侍班。王铎深知仕途艰险，在答谢张首辅推荐其升职时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表现了他无意政治上追求，而只以书法寄托人生的思想。

崇祯十一年（1638）他晋升为詹事，再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崇祯时期王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其间他因上疏弹劾主和派杨嗣昌而触犯帝怒，险遭廷杖，在朝政之争中显然是个失败者。

（《再芝园诗轴》）

不久，在经筵秋讲中，王铎在进讲《中庸·惟天下至圣章》中规谏崇祯帝不要在围剿农民起义军时加派剿饷，表现了对百姓的同情心，因此再次触犯圣怒，崇祯帝“切责其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是年年底，对朝廷无望的王铎，两次上疏，“公归省里“获准，在朝廷风雨飘摇之时，他回老家孟津去了。

崇祯十三年，王铎受命任南京礼部尚书，在朝廷内外交困之时，他却被派往南京充当闲职，大约正是崇祯帝不信任的表现。在赴任途中，他再次返回故里，恰逢父亲亡故，不久又母亲亡故，所以他根本未去南京赴任，而飘泊于中原和江南一带。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自缢煤山，王铎此时尚在苏北的运河舟中。是年五月马士英拥立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是即南明政权。因王铎在农民起义军追杀福王一家时，曾有救助之功，故很快擢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八月加太子少保。次年（南明弘光元年）王铎因恶党争误国，曾六请告归。他本对明王朝丧失信心，因此在明朝垂危之际，自叹回天无力，自然也不是一位大智大勇之人。

是年四月，清兵破扬州，屠城十日直逼南京。马士英与福王仓卒逃命，而留王铎守南京。五月十五日，身居大学士的王铎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文武大臣数百人，于南京郊坛门外，冒雨跪道两旁，迎降清军。据《福王本末》记载：“里下小民，亦至泣下，欲生食王铎、方拱乾之肉。及弘光遁，铎为市民所执，詈其误国，众手交加，须发立尽。”

作为亡国的百姓，自对这位拱手降清的王铎恨之入骨，而他本人却似乎摆脱了大半生的噩梦之境。是年六月在赴燕都的途中，于天津船上，他焚毁了在明代所作的诗文千余卷。

他对自己的作为也并非没有认识，在给其亲家的信中写道：“弟于笔墨敝帚也，无益国家，暇中偶一戏为之，全力惟求经史，批观诗文，操觚求知己，不易易耳。”

人京后，清王朝“命以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充殿试读卷官……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加太子太保，晋少保”。跨越明清两朝的王铎，担任了同等高位的官爵。清顺治九年，王铎乞假归里，病逝时六十一岁。卒谥文安。

（《临王羲之小园子帖》）

他在晚年尽管仕清而居高位，但他并不尽心与清延合作，并屡在诗文中抒发内心的痛苦，所以对于清王朝来说，他仍旧是位不受欢迎的人，因此乾隆年间被夺谥而禁毁其书。其由乃因“铎事明福王为大学士，后事本朝，大节有亏”。后人在纂编《清史列传》时，将其列入《贰臣传》。王铎有《拟山园集》等传世。

苟活的王铎，其人格上的污点，很自然影响到历史对他的评价。但如他自己所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之言，倒实是他自己早已料到的归宿。他善诗文，精于山水画，然皆不如其在书法上用功。在他动荡的一生中，无论是家乡被李自成攻破，还是在父亲去世丁忧之时，亦无论是在北京陷落他被迫南逃之际，或是晚年较安定的几年中，在失意、空虚、悲哀、颓丧中，他始终以书法为寄托，故而一生留下书作甚多，计刻帖即有《龟龙馆帖》《琅华馆真迹帖》、《拟山园帖》（刻石今藏河南孟津王氏宗祠）、《弘月馆帖》数种。

二、王铎的书法

尽管王铎因降清而落到“贰臣”的可悲下场，历史上却公允地肯定了他的书法成就。清人吴德旋云：“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王铎的书法以真、行、草名世，从其学书之始，便宗二王，十三岁始攻《圣教序》，临之三年，字字逼肖。尝自言：“《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他认为王羲之为其同姓祖先，因此于题跋中称：“吾宗舜之裔，发之晋，后分为琅邪、山阴、伊洛。”并时时标举“临吾家逸少帖”“临吾家献之帖”，以二王为其书学本源。

(《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局部一）

（《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局部二）

他与黄道周、倪元璐为天启二年同年进士，三人曾于翰苑馆相约，携手并进，切磋砥砺，共振书坛。倪学苏，黄学锺，王铎则学王羲之。王铎的宗晋，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尝言：

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

余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也就是说他学书尽管广为攫取，但却始终抓住了文人流派书法的源头。他重视古人的笔法，以为“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他亦甚留意于结构，认为“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稚，易学故也”，一语道破流弊。为了避免染于时风的习气，他甚至自定日课，“一月临帖。一旦应清素。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振临紧不可间断一日耳”。

从《拟山园帖》看，他诸体悉备，临习作品甚多，就连应请之作，他也常以意临古作品赠人。此正反映了他重视前贤书法传统，并把学习传统法度与任情恣性的自由创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王铎亦博采众长，虽自称“独宗羲、献”，实只是他对宗法古人的一种广义理解，从传世作品看，他的涉猎面是相当广泛的，如大楷《善建城碑铭》是颜鲁公面貌，在《拟山园帖》中其大楷又甚似柳公权，小楷则出自锺繇，而自放胸憶，《拟山园帖》《琅华馆帖》中的小楷，气息高古，体势宽博，有明一代虽小楷佳者甚多，他却能打破重围自成一格。

（王铎的楷书）

《拟山园帖》中还收有他的隶书，从汉碑出，不过他的隶书在他的一生中不是主流，水平也不算很高。他一生最为擅长的是行草。从汉张芝的草书，西晋的索靖到唐代虞、褚、旭、素，包括他终身标举的二王，均是从刻帖中获得。顾復《平生壮观》中云：“闻其临《淳化阁帖》数部，非功力如此，焉能精妙如此？”可见《宋拓淳化阁帖》对其一生影响之深，此外如《兰亭续帖》《群玉堂米帖》等，从他人处借得，一旦到手，朝夕临摹。从这一视角观察，王铎可称为刻帖孕育出的最为杰出的书家之一。

剖析其行草书的风格形成，不难发现在他四十岁以前，大抵深扎于二王之中，四十岁以后渐具个人面目。这种面目使人感受最深的是追求险绝而痛快沉着。究其因，乃如清人梁巘所评：“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

当时人也注意到他“参用颜真卿、米芾、李邕诸家法，不止人山阴之室也”。因此，可以看到他中年行草的转折，正是以米芾核心而上参唐人诸家的。

在二王书法之外，米芾之书是其最为崇拜者。崇祯十六年（1643）他在见到《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后，激动地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模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他曾闻说好友著名藏家戴明说新得绍兴米帖，为“橘形大字”，于是急书一信云：“为此心中盘踞，未遑就寐。”更言“急于看帖，如饮食性命”的。何以视为“饮食性命”？他自己说得非常明白：“《英光》他册（按，指宋岳珂辑刻米芾法帖），骎骎再得，必遇屠龙之技，漓然而至，一警颓风，能不流涎想望，成一大快乎！”

《赠郑公度草书诗册》（局部）

傅山评王铎书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批已矣……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以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

四十八岁时他所作《雒州香山作行草诗条幅》奇崛恣肆，以过量墨的流动与涨洇造成笔画与墨块的对比，大胆地创造了一种明快的视觉效果，在审美形式上对前人的规范有了较大的突破，给人以强烈的写意感受。

《雒州香山作行草诗条幅》

所以，“正极奇生”正说明了王铎书法在此时的特征。再后，他曾自言：“五十以后，更加淬砺。”黄道周尝评曰：“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黄道周此言，当在王铎降清以前。

入清时王铎正五十岁，此后，有数年较为安定的生活，所以其书法的鼎盛阶段，是在五十岁以后的晚年。传世行草长卷，笔力惊绝、浑厚华滋、大起大落、元气淋漓者，如五十二岁所作《自书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十岁所作《草书杜诗卷》、五十六岁所作《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多出其时，这是他书法进人化境的高峰期。

这些作品既显示了他所掌握的极其精湛的传统笔法，又反映他发于书法的狂放心态。在雄强的书风中，隐现出他对那个时代翻天覆地变化的梦幻感觉。六十岁以后他仍然孜孜以求，自云：“假年苦学，或有进步耳。”此时的王铎行草已经炉火纯青，在貌似粗服乱头的运笔中，蕴含着强盛的生命力，他虽于六十一岁结束了人生旅途，却留给后人一笔丰硕的书法财富。

《题野鹤陆舫斋诗名》（局部）

王铎的行草书属大写意一派。他在二王一脉笔法中浸淫之深实超过同时代任何书家，较之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远甚。

同时他广泛吸取前贤笔法，受米芾狂逸书风影响最为明显。此外，他以《阁帖》中的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虞世南草书拓而展大，入古出新，故终能陶铸百家而以一己之胸臆化古法于笔端，以一种风行雨散、强悍不羁的性格形成新的书风，使之迥异于吴门书派诸家与董其昌。他的用笔，涩与畅相反相成，爽利与浑厚糅成一体，以圆转贯其气，以折锋刚其势，骨力既重，风神自生。凝练中寓韧健，酣畅中显沉着，故笔力厚实却流贯淋漓，在连绵不绝中，表现了撼人心腑的雄壮力量。

在其中年后的作品中，还时见用涨墨法入书，或舔墨初浓直书至笔中墨渴方休，如此往复，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他每喜书超长的巨篇条幅与手卷，将这种明代以来出现的书法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在章法上以茂密取胜，结字则俯仰翻侧，欹斜反正，跌宕起伏，大小疏密，相映成趣，由此则造成每一行字的动态曲线，在掷腾跳跃中，形成了作品中强烈的白疏黑密的视觉效果。由于其在用笔上的精微深入，加上结字、章法、墨法上的丰富变化，因而成功地解决了大幅作品“耐看”的难点，使明代书法的形式美得以更深地开掘，为明代书法演奏出一个响亮的尾声。

（《奉龚孝升书卷》局部）

王铎书法风格的形成，当与那个动荡的时代分不开，并且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青年时代的王铎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很早便具有了反潮流的奇崛胸怀。在他《拟山园集》的《文丹》一文中，集中表露了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他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鼓吹奇怪、胡乱。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折射了明王朝的无能和衰败，但他曾说过“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的话语，具有鲜明的革新思想。他回天无力，既不可能在仕途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自然将其过人的才华用于书法革新。

尽管王铎一生标举“独宗義、献”，似乎与他的前辈书家同是复古的特征，但王铎的时代既非畅叙幽情之东晋时代，亦非文徵明、董其昌尚可回避矛盾的时代。他既无法逃脱苦难、动荡的乱世，故他虽追踪方向与董其昌几乎一致，但在其笔下所表现的却不是风流蕴藉的晋人风韵，而更多地反映了他青年时受到个性解放思潮洗礼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

他所临写的《淳化阁帖》，早年曾做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但观其传世的大量临作，在注意笔法的传统特征以外，绝大多数却不以“形似”为目的，而以“我神”取代“他神”，以“不规规模拟”作自己的临习宗旨，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说是临仿，实际上就是创作。所以王铎几乎是在其极力主张仿古、崇古、复古的同时，开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来，并以其鲜明的风格，强烈的个性，实践了其借古开今的神圣历史使命。

在研究分析王铎作品同时，还有两点值得倍加关注，一是他大幅书法作品中的“势”，二是他狂草的来源。

先说“势”。清人戴鸣皋在跋《王铎鲁斋歌草书长卷》时说：“元章狂草犹讲法，觉斯则全讲势，而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而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米带不善狂草，此戴氏之误，说王铎不讲法也来能窥透其三味，而称王铎书法使“魏晋之风轨扫地”，则实在委曲了这位一生标榜自己“独宗義、献”的王铎。然而这段题跋，却以评论米芾的“风樯阵马，妹快人意”之语论王铎，且突出了王铎书法中的“势”，则不能不说一语中的，也正印证了王铎眼中的米带“纵横飘忽，飞仙哉”的意象。

关于“势”的认识，米芾尝于《海岳名言》中云“惟有体势难”，“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知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又云：“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王铎在书写大幅作品时，正是学习了米芾的这种认识，注意到了势的拓展，并十分注意小字展大过程中不失精微笔法，而强调锋势备全。

顺治三年（1646），五十五岁的王铎，曾在自己的草书卷后跋云：“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这“勿忽”二字既是警世之言，也有传世之想。同年他在《跋停雲馆米帖》中再次提到：“观米海岳书，矫矫沉雄，变化于献之、柳、虞，自为伸缩，观之不忍离去。”思何为“伸缩”显然即指拓而大之。王铎还曾在《跋柳书》中言：“柳诚悬用《曹娥》《黄庭》小楷法拓为大，力劲气完。”可见在拓而为大的过程中，王铎找到了发展的关键，从而使其作品之大和气势之恢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这两方面他成功地超越了元明时代的先贤。

再说他狂草的来源。王铎的狂草，在当时就有人认为他主要是学习旭、素的。今检核他一生的书作，仅寻得三件与怀素、张旭相关的作品，一件是在崇祯十年，他在《琼蕊庐帖》中曾临写过一段《淳化阁帖》中的怀素《律公帖》，并跋云：“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立场鲜明，坦荡无碍。另一件是他在崇祯十年曾作《临怀素草书轴》一件，以《淳化阁帖》中的《僧怀素书》拓而大之，或言是其偶以此为素材尝试的创作。第三件是王铎曾为传张旭的草书墨迹《自言帖》题跋，云：“孟津王铎观于少司马孙北海藏书室。”未表任何自己的看法，显然这是受人之邀的应酬题跋。

王铎似乎从未正视过旭、素的书法，那么他那种狂放恣肆的草书风格，究竟从何而来？从其题跋中，我们了解到他的草书主要来源于《淳化阁帖》中的大草作品，其中如张芝《冠军帖》《欲归帖》、王羲之《小园子帖》及王献之诸帖，王铎曾数十年不间断地染指于斯。宋代以来，这些刻帖许多已被鉴家考为赝作，并附会旭、素，王铎则全然不屑一顾，他甚至嘲笑那些断其赝作者，称：“二王法芝，或谓为赝，强作解事，可晒。”每他认为“为今帖易，为古帖难，千年来绵绵不死者，实有物焉。以厚其魂魄，不徒强猛，但恃蠭（fēng）气翔踊间议也”。这说明王铎是一位善学者，在对待古代刻帖遗产上宁可信古也不随意疑古，他人所弃之帖，正是其获取之至宝。此等眼力，不被俗见所障目，正是他高人一筹之所在。

晚年的王铎，在顺治三年（1646）作《草书杜诗卷》后曾在跋尾中云：“吾学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相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可见他不是不知世人认为他的草书与怀素有相似处。客观地说，对于旭、素一派，王铎肯定是认真思考过的，只不过是他认识到学旭、素不如直追本源学张芝、二王为佳，所以他说：“书未入晋，终人野道。怀素、高闲、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慎之！慎之！”由此可见，在王铎的眼里，他的狂草与不人晋法的狂草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时代所造就的王铎，似乎正具有了颠旭狂素的性格，若以当时被王铎称为“不知者”所评的“野道”而言，客观地作历史分析，王铎的书风确实远离了元、明两朝绝大多数书家所追求的典雅蕴藉之风。因此这种被视为“野道”的性格，不正可视为突破前人的“革新”性格吗？

（王铎画像）

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写道：

蝇头细书，擘窠狂草，风雨发作于行间，鬼神役使其指臂，师宜官之挥壁，子敬之扫帚，天地万物有动于中，无不于书发之。

读之使人联想到韩愈笔下的张旭，显然，连他晚年的挚友亦是将他列入感情激越、笔走龙蛇、惊世骇俗一类书家的。

王铎是明未清初北方 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如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中云：“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这是同时代人客观的记录。

在他的身后，傅山是受到影响的杰出代表（傅山要特别关注一下）。以后至康乾年间，因“贰臣”的污点其书法渐遭冷落，同时亦因赵、董书风的再度风行而被掩。然在其后，对近代与当代书法的影响中，王铎再一次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他将二王一脉的优秀传统与其革新精神的创造性结合，使其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